中國共產黨已成立99年，如今，中國共產黨已經在全球擁有了9100多萬黨員！
世界第一大黨、世界最堅強政黨、世界最牛創業團隊……但是在光輝的背后，中國共產黨的另一面，卻足以令所有妄想與之為戰的敵人膽寒！建黨之初，在上海石庫門的小屋子里，誰看好中國共產黨了？ 1921年建黨，當時中國社會200多個政治黨派，中共成立了，只是其中一個。每天成立的組織和解散的組織一樣多。就連當時發起成立這個黨的中間的一些人，也沒能想到，共產黨28年以后能奪取全國政權。 中國共產黨是在凄風苦雨中成立的。當時，黨更像是一個瘦弱的小孩，這孩子能長多大許多人沒把握。13個代表，自己走掉的、被黨開除的有7個， 其中陳公博、周佛海當了大漢奸，抗戰勝利后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這7個人，我做了這樣的假設，如果歷史是可知的，他們會不會做這樣的糊涂之事？當然，如果可知的話，他們肯定不會這樣做。28年之后奪取全國政權，用得著當漢奸嗎？用得著當軍統特務嗎？中國共產黨所遭受的是世界政黨史上前所未有的殘酷境遇；黨內的領導人，像被割韭菜一樣一茬一茬地被敵人消滅。周恩來曾感慨：“敵人可以在三五分鐘內消滅我們的領袖，我們卻無法在三五年內將他們造就出來。”全世界沒有哪一個政黨遭受過中共這般煉獄地火似的考驗。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共產黨人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蕭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陳喬年、張太雷等領導人相繼遇害。嚴酷的白色恐怖中，組織被打散，黨員同黨組織失去聯系，彷徨者動搖者紛紛脫黨，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并指認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伴隨中國革命的勝利，黨后來的領袖都是無數犧牲者中的幸存者。這種嚴酷、兇險的環境是難以想象的，蘇俄也不能與我們相比。列寧被捕流放2次，托洛茨基被捕流放2次，布哈林被捕流放3次，加米涅夫被判處終生流放，斯大林被捕流放7次。有些共產黨員極度現實地拋棄夢想，現實到葬送了自己。 中共建黨“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之后如果有第三個重要領導人的話就是張申府。張申府（上圖），北大教授，李大釗的左膀右臂，與李大釗共同組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他發展夫人劉清揚成為中共第一位女黨員，又介紹周恩來入黨。毛澤東當時只是北大圖書館的圖書管理員，也就是臨時工。做這項工作要填寫圖書卡片，毛澤東的字龍飛鳳舞，張申府將他訓斥一番，要求重新填寫。1925年，因黨的發展前景不明甚至暗淡，張申府脫黨了。1938年發起成立民盟。 1948年被民盟開除。為什么呢？ 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已轉入戰略進攻階段，勝局已定。 張申府在這時寫文章《呼吁和平》，支持蔣介石“戡亂政策”，罵解放軍是“匪”。 張申府夫人、中共第一位女共產黨員劉清揚在《人民日報》刊登離婚啟事： 張申府回道：“我那篇文章得了3000塊大洋的稿費，我當時真的很需要這3000塊錢�！�龔楚（上圖），中共最早從事農民運動的三位領導者之一，與澎湃、毛澤東相提并論。1928年初，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余部輾轉粵北，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員就是龔楚，由龔楚帶領上了井岡山。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紅四軍軍委：“前委書記由毛澤東擔任，常務委員會由三人組織：澤東、朱德、龔楚�！�后來一段時期，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給紅四軍前委的信都稱之為“朱、毛、龔”。1949年，解放軍解放兩廣，龔楚作為國民黨中將被迫起義，向當年他作為朱毛龔紅軍高級領導人時手下的連長后成為營長的林彪投降。張國燾曾經和毛澤東一樣都是中共極具領袖氣質的人物。而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也取得了農民出身將領的衷心擁護。兩個人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都卓有成效地創建和領導了兩塊最大的蘇區。1947年至1948年，張國燾見中共即將獲得全面勝利，立刻急于撇清與國民黨的關系，成立第三黨，他想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調和。張國燾最后的神志中，他是否記得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他騎一匹白色的高頭大馬，在十余騎警衛簇擁下飛馳兩河口，毛澤東率領全體政治局委員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細雨中恭候的情景？邊緣性的力量，從中國政治舞臺的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臺的中心，靠的是領袖人物的歷史自覺和責任擔當，其中毛澤東居功至偉。毛澤東長期處于中國共產黨的邊緣，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建黨，到1935年遵義會議選擇毛澤東，經歷了多少領導人？我們按照蘇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導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撞磕得頭破血流。1935年遵義會議對毛澤東的選擇，不是山頭妥協的結果，不是利益集團平衡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對勝利渴望的選擇。十四年的斗爭實踐證明，只有毛澤東的道路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所有領導人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解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個中國革命最根本的問題的人。毛澤東提出，“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政治上創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新理論——毛澤東思想，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武裝，經濟上也完全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個人一樣，沒有經濟獨立，其他都是無米之炊。毛澤東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這不但成為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更成為中國共產黨經濟獨立的基礎。只有獨立的經濟來源，才有獨立的政治和軍事基礎，才能獨立地選擇自己的領袖，獨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線。 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論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找到了一條完全獨立的道路，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1927年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20天后5000人剩1000。這支隊伍不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而是從慘敗走向勝利的。毛澤東當年把隊伍拉到井岡山，探索中國革命勝利道路，黨表彰他了嗎？沒有，相反，黨處分了他！秋收起義讓你打長沙，你卻帶兵跑到了遠離長沙的井岡山，這是嚴重的右傾逃跑主義錯誤，就撤銷了他的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但是，職務被撤銷了，毛澤東還是繼續干，不像我們今天，撤銷了就不干了。毛澤東被三次撤銷中委，八次受到嚴重警告，但還是繼續在干。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是這樣，從來不相信命運的擺布，從來主張“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從來不安于現狀而要改變現狀。中共歷經艱難，但是最大的幸運就是出現了偉大的領袖毛澤東！1935年9月，紅軍打下榜羅鎮，當時偵察連連長梁興初、指導員曹德連，在郵局找到了一張《大公報》，上面登載著閻錫山的講話：“全陜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F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大區域威勢�！�報紙還進一步披露：劉志丹的紅二十六軍控制了大塊陜北蘇區根據地，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已北出終南山口，威逼西安。毛澤東發現那張報紙的時候可以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紅軍到了陜北之后，又是“山重水復疑無路”了。從戰斗序列上來說，紅二十五軍是紅四方面軍的部隊，也就是在張國燾領導之下的部隊。他試探性地給徐海東寫了一封信，向紅二十五軍借一千大洋。當然，一方面是中央紅軍確實需要幫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則是試探。徐海東接到毛澤東的信后，沒有任何猶豫，立即把供給部部長找來，問他，我們還有多少錢。徐海東說，那我們自留一千，另外五千大洋，不是借，而是給中央紅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拿到五千大洋和徐海東的信后，一塊石頭落了地。后來，毛澤東同志反復說，徐海東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東一生征戰，九次負傷，其中六次重傷，但是他對于中國革命的最大貢獻，是在關鍵時刻服從黨的領導，堅決堅持黨指揮槍，服從中央指揮。我們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不僅僅是因為有正確的主義，正確的路線，正確的方針和綱領，我們還有一大批像徐海東這樣忠于主義、忠于信仰的戰將。當時有“黃埔三杰”之說，比較公認的說法是蔣先云、陳賡和賀衷寒。陳賡在黃埔畢業后一直受到蔣介石的賞識。蔣介石把陳賡這個連調為總司令部的警衛連，陳賡擔任連長。1925年10月第二次東征期間，有一次第三師和廣東軍閥林虎的隊伍相遇，在華陽附近被圍，情況危急。兵敗如山倒之時，蔣還站在那里大聲叫喊，陳賡見狀上去背起蔣就跑，背了三里多路，一直跑至河邊上船擺渡過了河，方才脫險。蔣后來感慨道：“幸仗總理在天之靈，出奇制勝，轉危為安�！�仗著這一層關系，如果陳賡待在國民黨里，可謂“前程似錦”。2005年一位退到臺灣的國民黨軍人回到大陸，和陳賡的家里人說，陳賡當年看不起蔣，其實是緣于一件小事，他嫌蔣介石在作戰指揮間隙還打開收音機聽上海的股市，認為蔣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陳賡離蔣而去時編了一個什么理由？就像我們慣常的理由一樣，老母病重，需要照顧。他先去蘇聯學習，再回到上海時跟著周恩來的特科“紅隊”干。1931年陳賡在鄂豫皖蘇區作戰，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身負重傷，鄂豫皖蘇區沒有辦法治好他的傷，只好把他秘密轉移到上海，正好趕上了顧順章叛變。顧順章把陳賡給指認了，蔣介石一聽說把陳賡抓了，大喜過望，他想把他勸過來。蔣只好離開，到了病房的走廊盡頭還大喊，怎么就這樣了呢，怎么就這樣了呢！中國近代以來，沒有哪一個政治團體像中國共產黨這樣，擁有這么多的為胸中主義和心中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義無反顧、舍生忘死的有志之士。這批人，他們不為官、不為錢、不怕苦、不怕死，只為主義、只為信仰便可用一生去奮斗。1946年3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訪問延安，他的隨行記者這樣描述了共產黨的政治中樞：
在延安聽到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人民”……中國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饺嗣裰腥ァ蛉嗣駥W習’。這些都是口號，但又包含著比口號更深的含義，代表著一種極深的感情，一種最終的信念�！�1949年蔣介石檢討失去大陸原因，全是政治原因，沒有一條是軍事原因。蔣介石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在這一刻終于知道了自己失敗的原因。七條之后，蔣介石又補寫，“干部不準有私產”，并把它作為中共最重要的優點。人們往往用它來表達最純粹、最真實的情感，表達我們內心最熱切、最在意的期盼。中共領導人的詞匯中有：同心、信心、關心、核心、心連心……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和民族堅定的信念，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堅守。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目標是實現由一個又一個勝利組成的最終的共產主義勝利。中國共產黨全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在于中華民族的百年救亡中中國共產黨的擔當。1840年到1949年，這前一百年，從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到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維新，到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有人都是為了三個字，“救中國”。挽救民族于危難之中，救亡的命題不是中國共產黨所發起的，但是由中國共產黨來終結的。中國共產黨的理論無論如何變化，萬變不離其宗的，是新華門內永遠不變的五個大字——這是共產黨所有理論的起點和終點，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的出發點和歸宿。共產黨人不能放棄原則性、失去堅定性。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軍委原委員張陽、房峰輝，空軍原政委田修思，武警部隊原司令員王建平，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全軍先后查處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軍級以上干部100多名，這個數字已經遠遠超過槍林彈雨中為締造新中國而犧牲的將軍的數量。當時美國駐華陸軍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參觀，他是西點軍校1978年的畢業生。西點軍校的紀念館內陳列著上甘嶺537.7高地和597.9高地兩個模型。胡伯中校指著模型對我說，這兩個高地你們只有兩個連守衛，而我們七個營輪番進攻，就是攻不上去，這是為什么？1949年新中國成立宣示救亡命題終結和下一個命題開始。
責編：錦慧
